在那个时代，中学毕业后，我与我的同龄人不完全一样，我唯一可选择的道路祗有下乡，虽然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人生经历，但我至今要感谢上天对我的恩赐，因为我是在下乡的这条道路上与他相遇、相识、相知、相爱的。因为我们相爱，无望而艰苦的岁月有了依托，因为我们相爱，悲哀而柔弱的心灵有了抚慰。然而，他与我选择的初衷截然不同，他是一个学艺术的高材生，祗是一心想实现当农民画家的愿望，竟不顾学校及亲朋好友的反对，毅然选择了下乡这条路。那时，我对充满理想主义的他，是又钦佩，又认为不可理解。

　　当他真的走进了我们知青的行列，我才知道他的选择是多么认真和坚决。

　　那年，我们同坐一辆卡车，从成都出发，翻山越岭，经过三天路途的颠簸，终于来到边远的大凉山—西昌袁家山青年农场。

　　农场座落在山脚下，仅有几间低矮的瓦房和几间草搭的牛棚，我们正好被安置在经过清扫的牛棚里，坡上、坡下的两间牛棚分作男女住的通铺，晚上躺下时，我们仍然还闻得到阵阵的牛粪味。

　　我们的农场由当地知青和外来知青组成，执行的是军事化管理，每天闻哨起床、吃饭、出工、睡觉。凭饭卡吃饭，没有工资，有的仅是每月发放的五角钱卫生费。

　　记得我们刚下乡那阵，正值西昌干燥的风季，一刮风便飞沙走石，灰蒙蒙的一片，让人迈不开步、睁不开眼。我们便在这样的天气开始了知青生涯的第一天。他和我被分配在同一个队，干的农活是挖水渠。面对荒草丛生的土地，每个知青都按照队长丈量的定额劳作。我无言地挥动着锄头，祗觉得每挖一锄，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不远处的他，神情自然而乐观，一边说着笑话，一边挥动着锄头。说什么他的经验是先挖洞，再切块，按绘画的黄金分割法可以加快速度。好像他手里拿的不是锄头，而是一枝画笔。而那天他确实最先干完他那份活。我要不是他的相助，也许太阳西沉也收不了工。后来，我才知道他和大伙一样，双手都打满了血泡。

　　就这样，我们每天顶着烈日，顶着风沙，吃着定量的伙食，坚持干了二个月。在这二个月里，我们从未有过午休，从未有过礼拜天，我们终于挖完了农场的水渠。

　　没过多久，我们这一群外来的知青，由于不适应西昌干燥的气候，加之每天超负荷的劳动，许多知青开始流鼻血，嘴干裂得不能张口，甚至有人因此病倒了。按捺不住的他，终于向场领导—一位当地农科所刚由农工转干的领导建议，能否放大家一天假，让大家搞搞个人卫生，修整修整。他的建议得到所有知青的拥护，却没有想到遭到那位领导的强烈反对，那位领导立即要大家集合。于是他站在队前说：「有人要求放假一天，这很不好，不要忘了阶级斗争，不要忘了你们是来接受改造的。年轻人嘛，劳动就是最好的休息。」他说话时的那种神态就像他所面对的不是知青，而是一群劳动改造的犯人，语气越来越凶狠。在我们农场，绝大多数出身不好的知青，都始终坚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下乡就意味着要好好改造自己。自那以后，除了那位想当农民画家的他不断找那位「领导」论理外，再没有人敢提放假的事。

　　挖完了水渠，插秧便开始了，时值五月，秧田的水仍让人感到刺骨，而农场的秧田大多是开荒而成，其中有不少的秧田过去还曾是坟地。记得那天刚开始插秧，就有知青的脚被划伤了，从脚下掏出死人的骨头和头盖骨，身旁的我顿时吓得迈不开步。从那以后我便对插秧有了畏惧。

　　农场要求我们插秧一定要插「线秧」，所谓「线秧」，就是横看竖看都成行，决不能七倒八歪。对从干过农活的我们来说，是件极不容易的事。站在田坎上的他，正在乐呵呵地听着队长的交待。那时，许多知青都愿意和他在一起劳动，好像祗要有他在，就有欢笑一片，再枯燥的农活，都会因为他的存在而变得有趣起来。那天，我们同在一块大田插秧，一排等距地下了田，看见那一捆捆星罗棋布的秧苗横躺在我的身后，我知道，今天弯下腰就别想有直起的时候，我低着头，什么也不敢想，生怕脚下踩着那令人恐惧的死人骨头。

　　他就在我的不远处，动作轻盈而快速，我真不明白拿画笔的他，干起农活来也不示弱，祗听田里的秧水剥、剥、剥一路响，不到一会儿功夫，他已离我们好远好远。

　　我一边小心翼翼地迈着步，一边将手中的秧苗一个劲地往下插。一步步往后退的我，看见自己插下的秧苗不是歪歪斜斜，就是手放秧浮，想到还有一大片一大片的秧田等着我们去完成时，就更加慌乱了我的手脚，我想世上最笨的人要数我，最难的农活要数插秧了。

　　后边的他，好像看出了我的心病，于是他像是对我，又好像是对大家说：「放心地迈开步，死人骨头不可怕，我在美术学院学画那阵，为了画好人体结构，经常与死人骨头打交道，那时甚至还有人将头盖骨放在枕边细细观察。」他还说，世界上最难的是绘画，而今天他用绘画的视角将秧苗均匀地插下去，那是绝对的「线秧」，他用弹钢琴的方法将秧苗一溜溜地「弹过去」，那是绝对的快速，他快乐的劳动简直让人服了。

　　那天他竟成了插秧能手。田里没有一个知青敢与他比试，他的「线秧」无可挑剔，而且速度惊人，祗记得他插第三趟时，我们连第二趟还未开始。有一次他起身上岸，看着我们插的秧，十分风趣地告诉我们：「你们的『线秧』怎么也看不出它的行距。」我们转身要他给我们作示范，他跳下田，便在我们的身后表演起来，他的秧真是插得漂亮极了，待他离去我们再往后插时，才发现他刚才的表演竟关了我们的「秧门」，我们无路可上岸，他笑了，大家都笑了。我们在欢笑声中直干到夜幕降临。

　　眼看插秧的农活快接近尾声，一天，他突然晕倒在秧田，被几个知青抬回了场部，在田里干活的我，顿时对他有了几分牵挂。劳动中再听不到他的谈笑声，我和许多知青心里都明白，他是累倒在秧田里的。他再有艺术家气质，也没有铁打的筋骨啊!

　　傍晚收工后，我悄悄地去看他，他见我进来，努力地想欠起身，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也不知道对他说些什么，祗问他想吃点什么，他笑了，笑得很开心，他说不敢奢望，祗想敞开肚子吃顿白米干饭。从他的话里，我知道他和许多知青一样，每天定量的饭莱，没有一顿吃饱过。想到他在田里忘我的劳动，我的心一阵阵酸楚，于是我告诉他我的饭卡总有余，他怀疑地摇摇头，我的眼泪已忍不住，他似乎发现我正在努力地克制自己，于是他风趣地说，有知青为他总结了「三快」。什么倒下去比站起来快，下巴尖得比锥子快，眼睛陷下去比轮胎爆了还快。见他那样乐观，好像忧伤与病痛对于他都不存在，我的担心也就成了多余。

　　探望病人的我，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哪怕清一两件衣服洗洗也好，他见我寻找，即刻非常明白地告诉我，昨天他刚洗了衣服，祗希望我能多坐坐。对他的话我是根本不相信的，我说我已听说过他的「比较法」，(所谓「比较法」，就是将这次换下的衣服与上次比，捡比较干净一点的衣服又穿上，这样不断地循环下去)。他说那祗是开开玩笑而已。突然我发现他的床头有一口大木箱，我想那里面一定藏着他的脏衣服，我以试探的眼光问他能不能看看，他故作诡秘地告诉我，你打开后会让你失望的，我大胆地启开了那口大木箱，在这之前，我完全没有想到木箱里除了一条缝制得怪怪的又厚又短的棉裤外，几乎整整一木箱全是书，什么《中国美术史》《绘画艺术》《列宾•苏里柯夫》《米勒与巴比松画派》《柯勒慧芝》等等，我惊讶之中如获至宝样的高兴，对要当农民画家的他似乎又有了进一步理解。临别，我告诉他，我今天不但没有后悔，还发现他的「财富」，我特别把「财富」二字说得十分的响亮。

　　不久，农场要派人到另一个县城去参观另一个青年农场，谁也没有想到竟选派了我和他，而我们要去的那个农场，必须先在县城住一夜，然后第二天再出发前往。

　　记得那天收工后，农场派了拖拉机将我们送到县城，到了县城我们便一道去登记住宿，鸡毛店似的旅店吵吵嚷嚷，他便约我出去走走。

　　自下乡以来，我们还未进过县城，几个月的农村生活让我们有一种隔世之感，突然进了县城犹如逛大都会一样，什么都显得那么陌生而新奇。平生第一次与一个异性并肩漫步在县城的街头，竟没有感到有一丝的拘束。

　　他极为健谈，虽然他比我年长几岁，却给我一种父亲、兄长般的亲切，他说他早就从我忧郁的眼睛里，发现我背的家庭包袱很沉重，其实大可不必，一切事物都不会一成不变，最重要的是自己。然后他谈起了他的下乡，包括他从未提及过的，被美术学院称作「戴卫事件」的下乡举动。他说，其实他也有他的苦恼，下乡这么久以来，他几乎全部的时间都耗在农活上，画笔竟一次没摸过，他也在想，下乡未必就是他唯一的选择。

　　我们漫步来到县城的体育广场，他的真诚已感染了我，倏忽间我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于是，一直默默听他说话的我，向他谈起了我的父母，我的下乡选择，我曾有过的理想……从他的眼里，我感觉得到他在认真地听我叙述，他那阵阵发自心底的感叹，使我知道他有一颗善解人意的心。我们谈得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彷佛我们早已是知根知底的朋友，直到今天才有机会坐在一起，向对方倾述自己的衷肠。

　　我们并肩同坐在草坪的篮球架下，是那样的纯真，那样的自然，那样的从未有过的开心。突然他转身眼含感激地对我说，那天他晕倒在秧田，当他躺在床上我去看他时，他又意外又高兴，说也不知为什么那天总盼望着能看见我的身影，还说那天我虽然说话不多，却给他一种久违了的女性之美，这也许是远离亲人之故吧。然后他又说起他木箱里的那条让我很好奇的怪怪的棉短裤，说那是他母亲专为他缝制的，怕在山区插秧时遇上春寒冻坏了身子，可那条棉短裤他一直舍不得穿，视它为母亲最珍贵的礼物。

　　记得那天，天气特别的好，我们坐在朗朗的月光下，谁也不愿离去，竟忘了时间，没有了睡意，直到寒气慢慢降临，才知道快到黎明。黎明的寒气让我全身像筛糠样地哆嗦，他问我是不是感觉冷，我不敢回答，其实我早已感觉他也同我一样冷得在发抖，仅一瞬间，他伸出双臂将我拥抱，我没有理由拒绝，就这样，两个青年，在黎明时分，心与心相碰，碰出了火花……心热似火的两个年轻人，虽通宵未眠，但在去参观的路途中依然精神饱满，朝气蓬勃。

　　我们相爱了，似乎我们的生命也因此显得更有意义，一直郁郁寡欢的我，从此也有了欢声和笑语，可我和他的交往却不能公开，因为按照农场规定，刚下乡的我们是不准谈恋爱的，而我和他是大家选出的团干部，更不能先破了农场的规定，于是我们互相告诫对方，尽量注意影响。可是自从我知道他那里有一箱书后，总想找机会借来翻翻，尽管大多数的书籍都属于绘画方面，但对于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我来说，真似如鱼得水。

　　一起去过县城的我们，对县城那座电影院曾有过向往，但始终并不敢去奢望，直到后来我们听说县城的体育场，每逢周日总要放露天电影，人人都可以免费进入观看时，我们便有了新的向往，我们开始相约，相约同去看县城的露天电影。

　　农场离县城有二十余里，但我们知道有一条捷径通往县城。那就是从农场山脚下出发，翻过那座山就能看见县城，我们每次相约在傍晚，山脚下有一棵被我们命名的「幸福树」。

　　那是我们常相聚的地方，「幸福树」枝干挺拔，树叶茂密，形如大伞，它像保护神一样为我们的相聚避风挡雨。

　　夜幕降临，我们已踏上蜿蜒曲折的山路，我们手拉手地往山顶攀登，黑压压的山林，在晚风中摇曳，犹如一群迎送我们的仪仗队，每当我们在山顶俯瞰县城星星点点的灯光时，仍不敢久留喘息，因为我们的路还未走完一半，于是他拉着我的手一个劲地往下冲，那时的感觉是又冒险又开心，好不容易冲到山脚，发颤的双腿不敢停息，因为还得走一段不近的路才能到达县城。

　　记得有好几次，我们大汗淋漓地好不容易赶到县城，来到县体育场，电影已接近尾声，我们祗好又相约下次再早一点。电影结束，我们又急匆匆地踏上原路，翻山越岭赶回农场。

　　回到农场已是半夜，农场早沉浸在一片寂静中。两个青年人像梦游者一样，在黑暗中屏住气，摸索着找到自己的窝。其实那时的电影，在今天年轻人的眼里是不屑一顾的。至今我都记得，最爱放的影片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雷锋的故事」、「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等。

　　我们翻山越岭看电影的事终被发现，场领导说，算你们命大没被狼吃掉。后来我们才知道，大凉山常有狼出没于夜行人之中。

　　不久，他被调到另一个青年农场去担任团委书记，据说那个农场大多数是些城里不好管教的年轻人，什么打架斗殴，小偷小摸的青年，全部集中在一起进行管教和改造。

　　他走了，临别时笑着告诉我，他将去充当写「教育诗篇」的那位马卡连柯去了，我的心随他远去的背影越来越沉，我不知道离开他的日子，能否忍受得住寂寞。

　　谁也没有想到，文化大革命的号角，在农场吹响，不知谁发现了某文学刊物上有他为正在受批斗的四川「三家村」的作家画过插图，于是想当然地把他定为反党「三家村」的爪牙，领导找我谈话，让我站稳立场，分清是非。可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事隔不久，没有想到批斗我的会竟成了农场文化大革命的开堂锣鼓。平常胆怯的我，此刻什么也不怕了，我在会上振振有词，我说我了解他，他祗因受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影响，他冲破社会、家庭的各种阻力，毅然选择下乡这条深入生活的路，一心想实现自己当农民画家的愿望。昨天他还是一个革命青年，怎么一夜之间竟成了反党「三家村」的爪子，我不相信，更没有听他说过什么反动言论，这就是我的立场，我的态度。

　　场领导对我如此的态度十分不满，他亲自主持批斗会，连续三天三夜不让我睡觉，许多情节不堪回首(我曾在另外的文章中详叙过)，那时的我竟找不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人，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突然间，是非、人心都变了，唯一让我牵挂的祗有他。

　　一位北京的来客，让农场批斗我的会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主持批斗会的场领导突然变得惶惶不可终日。不久，随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断深入，整个农场瘫痪了。想当农民画家的他，也因他所在的农场大乱而又回到了我的身边。

　　我和他再也没有心思留在农场，于是我们便联系到附近的公社插队去了。之后，便在自己亲手建造的茅屋举行了婚礼。农忙时，我们同农民一道栽秧打谷;农闲时，我们阅读从城里「清除」来的世界名著。他常常拿起手中的画笔，为村村队队的农民画像。日子虽过得清苦，但我们有了属于自己的天地。

　　我和我的丈夫，在知青返城浪潮中，先后回到了故乡成都。我们都如愿以偿在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我在一家出版社供职，他已成为省画院的一位专业画家，担任常务副院长，国务院任命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几年前，我曾陪同我的丈夫在北京、上海、日本等地举办「戴卫人物画展」，他的成功告诉我：无论命运如何摆布，他始终如一地对艺术人生抱以赤子之心。于是过去的苦难也就成为我们今日的财富。

　　我至今依然眷恋着那里的土地，那里的蓝天白云，那里的一草一木。我们曾在那里挥洒过汗水，我们曾在那里播种过爱情，我们共同走过一段难以忘怀的人生经历。

　　原文刊载《名流天地》二○○五年第四期

　　蒋晓云

　　戴卫之妻

　　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

原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