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加索的画作首次在中国展出，应该是在1983年的夏天。当时，我正在北京的颐和园澡监堂黄胄老师身边习画。黄胄组织研究院全体人员去看毕加索的画展。午餐时，大家议论纷纭，可见都还处于兴奋之中。那么多老前辈在场，我不敢发辫自己的意见，可是与我观展时始终并行的的画家全泰安却脱口而出：“戴卫说，毕加索的画展是皇帝的新衣。他没看见新衣，他看到了皇帝的光屁股。”他这一说，显然引起了黄胄老师的关注。黄胄猛地看我一眼，说：“是吗？这事要听听蔡老（蔡若虹）的见解。”大家的眼光都聚焦于蔡若虹，刹时，饭桌上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蔡老瞪了我一眼说：“戴卫这样说也未尝不可》”这时，黄胄便接着说：“蔡老是大评论家，既然蔡老都这么说，我看也是皇帝的新衣……”

　　20世纪90年代初，单位派我陪同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徐维成游成都杜甫草堂，林间散步时这位部长问我：“你是一位画家，敬你给我讲讲为什么毕加索的一幅画能卖7000万美金，他究竟好在哪里？为什么值那么多钱？我说：“徐部长，你是哲学家，毕加索的这种艺术现象，应该用哲学中的一个词汇来解释，叫异化现象。比较所的画现今拍出7000万美金，日本买家花巨资买到手，应该不是为了欣赏艺术，这幅画也不会挂在大厅里让人赏玩，而是凭借这份拍单可以向银行贷款买矿产、买工厂。这幅画即成为一张无法复制的钞票或是债券，这就是艺术品在商贸时代的“异化”现象。”徐维成副部长点点头，似乎赞同我的意见。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我，对毕加索的艺术品看的也不多，能够看到的仅仅是一些零星的印刷品和联合国教科文出版的中文版《信史》杂志以及中国台湾出版的一般介绍毕加索的书。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我有幸走出国门。在30年时间里，在美国、欧洲、澳大利亚、日本等地，我欣赏到了毕加索的绘画、雕塑、陶瓷和其他样式的艺术原作。特别是去年湖南湘潭举办的齐白石国际艺术节上，参观了齐白石、毕加索的“对话”展示展厅，正面仅有一幅毕加索的画，东面各有一幅齐翁的条幅，人们多数云集正壁，争相观赏拍照。其实，去年，齐白石的一幅《松鹰图》加一对联书法也拍了1亿多元人民币，相当于毕加索当年那幅画的金额。虽然大致相同，但不同的是中国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连我挤进人群，一睹毕瓮原作之风采，那幅似曾见过的人物画是鲜艳夺目，那么随意的渗化着油彩，在齐翁的画前毫不逊色。

　　其实，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但美在东、西着共同的规律。我们的认知观随着我们的视野与社会生活变化而变化着，中国人原本就最具抽象的思维和审美能力。只是我们在某一时段内放弃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思维及审美方式，东方的智慧被西方的智慧拿过去了。难怪毕加索生前不止一次的说：艺术在东方，说他临摹过齐白石的作品。在这里不得不说毕瓮太聪明太智慧了。他才是真正看到了“穿越时空的人”，他扭转了西方机械唯物的艺术观，扭转了世界艺术价值观。当然，我们人类的艺术前景是什么样子，是更好或者更坏？我不知道。但是，我们的四川同乡——苏东坡先生曾与一千多年前论道于持中，他说：“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服饰彼此是，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宫与清新。”而我始终认为，画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是画画艺术发展一盏灿烂不熄的明灯。

　　戴卫简历

　　1943年生，斋号风骨堂。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国家一级美术师，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四川省诗书画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