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难舍“进化论” 双刃剑下思危机

周雅玲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全球化趋势越来越严重,全球化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几乎每天都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冲击着我们的思想、观念与价值形态。在西方文化借全球化之风而想形成世界性文化一元主导时, 清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神垃圾对中国文化的侵害和对中国艺术家灵魂的污染。让我们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取对方的营养，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在全球化语境下，发现和重新建构包括中国绘画在内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本特性，使中国艺术在主流风格和总体倾向上，保持自我民族的文化根基和内在精神的发扬光大，在后殖民主义跨国际的语境中自主地发掘出文化的新精神、新生命、新形态。维护中华民族在这个世界上文化的独立性。

一．达尔文进化论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

       150年前的11月24日，达尔文《物种起源》第一版发行，共1250册，当日便销售一空。也就是从这一天开始，进化论逐渐撼动整个世界——谁也不会想到，作为一个科学概念本身，它本来是局限在一个有限层次内，可是在后来的延伸中，它被发展成一个神秘主义式的可怕的广泛适用原则。在西方，达尔文这一生物学的理论对西方文化的影响只是多元化的一元，最终达尔文是向基督投降进入的，所以对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意外地是它对中国近代思想史乃至中国现实产生巨大影响，且至今不绝。

       目前可知的《天演论》是我国最早介绍进化论的读物，1898年由严复用文言文翻译出版。《天演论》译自赫胥黎介绍达尔文思想的《进化论与伦理学》，而非《物种起源》的原作。严复翻译此书加了许多注释与评论，而其目的显然是社会学理由更多于生物学的爱好。在《天演论》中，严复接受了斯宾塞“适者生存”的口号，且加上了“物竞天择，优胜劣败”这八个字。然而，一个事实是，赫胥黎坚定地维护生物达尔文主义、反对社会达尔文主义，并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不适用进化竞争的规则，而严复在翻译时把这些内容全部删去了。事实上，达尔文自己始终反对把进化论用于社会思想学领域，直到临终时他也没有发现有什么理由可以把进化论用于哲学。他在1878年评价这种做法时说：“这是一个极其愚蠢的观念。”

       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中国，经过误读与蜕变，真正产生影响的却是社会进化论。一百多年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开始，达尔文主义基本是横扫中国文化，到了现代基本上也被达尔文主义统治，达尔文的进化论为何会被改造且对几代先进中国人的心灵产生如此强有力的震撼。人是动物为什么在中国被那么多的知识人接受？而且几乎是清一色的拜倒。我们不妨回过头去，回眸一瞥，寻根探源。

       我国文化发展作大致经历了先秦（百家争鸣）的一个文化开明的时代；再经汉唐（汉唐盛世）的让中国人“几欲梦回”的时代;然后到了宋以下的（世俗时代），这时中国文化的核心从两宋的高峰向下衰落，下堕，形成了中国文化的脆弱性，导致后来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文化的横扫才有可能性。

       自宋以降，统治者为其统治利益着想不断加强中央集权的建设，推行一系列自上而下的集权控制政策，使中国文化逐渐由原来的开放宽容型转变为内敛保守型，甚至是畸形发展的“禁锢型”，埋下了往后中国“内强外弱”的命运种子。朱程理学从学术上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崇文抑武”又进一步加剧了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阴柔风气。蒙古人更是把中华文化视如芒刺，不遗余力地加以排斥，因而，元朝也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其迅速没落也在情理之中。而明朝则是变本加厉的从思想上加强对读书人的控制，“八股文”给读书人带来的不是“书中自有黄金屋”的期望，而是“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绝望。清朝的 “康乾盛世”勿宁说是一次末代繁华，不如说是没落时代的一次回光返照，大兴文字狱，闭关锁国，王朝没落势所必然。而此时西方已悄然崛起，“落后”成了中国的代名词，中华民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百年耻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几百年的文化倒退最终铸成了中华民族几近灭顶的灾难 。由此可见，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影响是多么的深刻。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就陷在了先进与落后的概念困惑中。以往天朝大国的文化自信很快被洋枪洋炮打成了自卑。严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翻译达尔文的东西进来的。

 二．“五四”精英们对进化论的误读

       社会达尔文主义经过严复介绍进入中国，重新塑造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法。什么是先进，能打人的就是先进，什么是落后，挨人打的就是落后。知识分子放弃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传统使命，以强国为第一追求。而强的标准，就是能打得过别人。

       达尔文的进化论到中国经过误读与蜕变，，首先从中吸取影响的是康有为，他将社会进化论与中国儒家学说结合起来，宣称孔子“为进化之道，而与时升进，以应时宜”。康有为的《大同书》，塑造了一个未来乌托邦世界，没有国家，没有贫富，世界各种族平等相处。1917年，年轻的毛泽东在给友人黎锦熙的信里写道：“大同者，吾人之鹄也。”康有为虚构的大同世界，影响着毛泽东一生。康有为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依旧属于渐进型，而在湖南人谭嗣同那里，渐进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他提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维新运动失败，吴樾、邹容等进而提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提倡激进革命和暗杀。到了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则提出了革命与兽性的关系：“进化论者之言曰：吾人之心，乃动物的感觉之继续强大之族，人性兽性同时发展。其他或仅保兽性，或独尊人性，而兽性全失，是皆堕落衰弱之民也。”“法兰西流血数十载而成共和，此皆吾民之师资。” 陈独秀说：“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也……世界进化，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而已耳，保守云乎哉？”陈独秀以“创造”定义“进化”，指出：“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便没有进化了……我们尽可前无古人，却不可后无来者；我们固然希望我们胜过我们的父亲，我们更希望我们不如我们的儿子。”

       “五四”运动的最大悲剧，就是“在泼掉洗澡水的时候，连同洗澡的孩子一起泼掉了”。即以“五四”旗手之一的鲁迅为例，他在批判庸医误人的同时，却把整个中华医学都否定了；他在批判阿Q式国民劣根性的同时，也把整个中华民族的善良与敦厚给否定了。整个“五四”运动就这样在“打倒孔家店”的偏激狂潮中，使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元气大伤，奄奄待毙。

       不断进化是“五四”精英的思想预设。他们对世界的进化抱着理想主义，认定进化普适于一切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由宗教到科学。在潜意识中，他们坚信世界必然进化到乌托邦的胜境，而当时中国的政治、教育、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不可以适生存于今世，不能不被淘汰。实际上文化与文化的进化是非常复杂的，各文明发展的道路不可能都一样，而是多线多向的，且进化本身亦涵盖了反复与跳跃，离异与回归，不可能那么笔直。

       限于当时的境况，“五四”主流思想家大多以西方近代文化的发展作为唯一的参照，以单线进化论的眼光和方法，以急躁、激进和功利的心态面对复杂多样的文化问题，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绝对对立起来，以落后／进步的二分法，将东西之分视为古今之变，消解了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对本土诸文化精神资源大体上取激烈拒斥的立场，因而不可能做冷静、细致的分疏、转化工作。他们把复杂的文化现象作了简单化的处理，把当时政治、民俗、社会中的一切丑恶归诸于传统。

       总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思想范式以及基本思路就是，以儒家文化为落后，则以新文化为先进文化；以中国传统文化为落后，则以西方文化为先进。这导致了新文化运动中对传统文化的过度批判，以及文化上的激进主义与虚无主义的产生。这一思想延续几十年后发展到极致，导致了中国文化的浩劫。

三．蜕变的达尔文主义对中国现实的影响

       对达尔文主义的误读，从社会制度层面来说，接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法则，其实质上是把自然主义当做人类社会中的绝对律令。追求的是以力服人，弱肉强食，末位淘汰，是典型的动物界的丛林规则。从这种理论中根本看不到人类还有和平共处的可能性。人类只能与罪恶和恐惧相始终，直到毁灭。而我们的人生，也将只是一个为了生存而斗争的过程。那些爱与欢笑，也就成了遥远的神话。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沉重的中国百年历史中曾经有着非常血腥的一页。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和当今的战乱及分裂活动等，都是源于社会达尔文主义邪恶的野心膨胀理论。另外，一位革命家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非常有意义，这本书可以用来当作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根据。” 看来，《物种起源》的流毒，不仅壮了战争贩子希特勒等人的胆，也误导了正直善良的大哲人。

       中国对达尔文主义的另一种误读，则是最近二三十年间的事情。这种误读与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有关。事实上，在中国当代社会，市场机制下的自由竞争，被理解为“随便竞争”，被当做丛林法则下的不择手段；而权钱勾结也在“适者生存”的旗号下，披上了合理性的外衣。这其实既是滥用了市场自由，也误读了达尔文主义。实质上，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只是享有法治与宪政之下的自由，这两个原则也正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中国市场经济中的达尔文主义其核心无非是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其只注重结果和效率，而不在乎过程和手段。这样的意识形态逐渐被全世界所接受，整个人类就陷入到相互竞争的关系之中，而不能自拔。

       落后赶先进，先进再先进。可怕的是，在进化论的逻辑下，这个过程永无终结。每个人，每个国家，都要马不停蹄地向前，谁也不敢落在后面。然而，在一个一维的跑道上，总会有人落在后面——那个人在理论上就是被淘汰的对象。

       甚至从上幼儿园开始，我们身后就跟上了一头熊，这头熊叫“末位淘汰”。小学、中学、大学，每个人都疯狂地往前跑，要跑在前面，才能进入更好的学校。工作之后，这头熊还跟在后面，跑在前面才可以升迁，而落在后面的，就可能被炒鱿鱼。同学、同事，都是潜在的竞争对手，在温情的后面——如果这温情还在的话——是隐藏在背后的算计、计较、较量。因为每个人身后都有那头熊。你想要安安稳稳，守着一亩三分地过小农的小日子，不行了。社会不允许了。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社会要求你，逼迫你，必须进步，必须进取！

       我们身后的这头熊，并非来自自然，来自丛林，而是来自我们的观念，来自这种观念下的制度设计。

       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这八字真言中，隐藏着巨大的逻辑漏洞。为什么你能够生存下来，因为你是适者；为什么你是适者，因为你生存下来了。所以适者生存，是个循环定义。 和“优胜劣汰”一样，是事后诸葛亮的总结。仅仅根据这句话，我们无法事先判断，下一轮的自然变化中，哪一个物种会胜出。因为从地质尺度上看，灾变是大自然的常态，生物们预先并不知道。“幸者生存！”生存下来的就是幸者，幸者才能够生存下来。同样是事后诸葛，已经没有了道德判断。对于我们应该怎样生活，它也没有指向残酷竞争的方向。你就是想要发愤图强，想要跑过别的同伴，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跑，因为你根本就不知道熊从哪个方向出来。

       凭借科学及其技术，人类曾经以为自己离“生存危机”那头熊越来越远，没有想到，就在正前方，忽然出现了另一头熊。它的名字叫“生态危机”。现在物质生活似乎更加进步了，危险和危机也更加严重，不但闹得人类自危，整个生物圈也被拖到了水脏天污的境地。

四 从美术界看被社会达尔文主义占领的精神领域

       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美术界诸如过去的“革命与不革命”“进步与落后”“革新与保守”“科学与不科学”等等两分观念，以及变成现在的“现代与不现代”，“有现代性与没现代性”，把中国画家概括为“延续型”“开拓型”，在时髦理论与言词背后，都是以进化论为根基的。其思想根源，都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巨大影子。“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影响着艺术家的创作思想，吞食着艺术家的灵魂。达尔文的实用主义与机会主义侵入文化艺术领域，则惟利是图的垃圾艺术层出不穷。

       艺术不是技术，它不可以量化来评判标准。艺术作品最后也不只是基本功（技术）的堆砌和玄耀，而是作者思想及心境的展现。它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审美载体。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竞争技巧与“末位淘汰”的丛林规则，让很多艺术家完全忘掉了艺术创作的自身规律而像运动员一样的进入竞技比赛的状态，大家在创作时完全失去了气定神闲的平静的创作心态，心境和思想被达尔文主义所束缚动弹不得，创作出的作品不是比较想象力、自由度、思想和学问度，而是一味地揣摩市场，揣摩评委。大家的创作是在较心机、较力气、较劳动量。这导致当前的中国画展颇似我国目前的城市建设，面貌大同小异，重庆似广州、广州似武汉、武汉似上海。千人一面，累人眼球，严重的雷同无个性已不是几年的事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助长了形形色色的个人主义思想泛滥，他们不要传统，不要文化，不要祖宗，连自己都不要，只要自己那个无休止的欲望。一些当代艺术作品极端的个人化、恶俗和精神暴力倾向非常严重，有些作品大量的东西是摹仿照搬西方过时的糟粕，是伤害善良人性甚至可以说是反人类的。一些画家，过于现实、急功近利、见利忘义，品位不高，创作的作品没有内涵、没有意境、没有质朴的情趣，其无病呻吟和肤浅浮躁等垃圾文化现象得以泛滥；达氏主义进而也成为社会中尔虞我诈、争斗称霸、恃强凌弱等邪恶势力和丑恶现象寻找借口的理论基础。

       一个国家经济落后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文化与传统的消亡。只要有文化在，国家亡了可以复国、民族衰了可以振兴；如果文化亡了，这个民族就永远没有翻身。但像近现代一部份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毒害的中国人，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全面抛弃自己的文化核心，以至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至今不知道我是谁的，是非常罕见的。

       古人说“一日不读圣贤书，面目皆非”。我们一百多年不读圣贤书了，我们抛弃了自己的传统，致使“十多亿中国人灵魂游荡”，没有了归依处；我们抛弃了自己的文化，致使“九百万平方公里没有了规则”。从个人层面来说，我们已经不知道道德的基本标准是什么，所以有毒奶粉、黑心棉、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论文、假博士、假医疗器械，医生收红包、教育乱收费、学校卖文凭、学者剽窃论文、官员贪污腐败、豆腐渣工程年年出现，出租车座位上铁栏铁闸，住房几道铁门铁网，出门怕被抢、买东西怕被骗，一点小事就酿成杀人的恶性事件。从社会层面来说，“礼崩乐坏，学绝道丧”。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完全靠利益驱动的缺乏道德的社会，那法律将是形同虚设，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将虚假欺骗盛行，整个社会将会没有“诚信”。

五．重建社会道德与秩序  重塑民族精神与信仰

       现在的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崩溃了，新的文化又始终没有形成，所以达尔文主义在中国，我们变得很容易接受它。另一原因是因为我们过去跟西方不一样，我们没有一个“一神论”宗教的强大传统。所学习的西方文化只是表层“器用”文化而已，西方文化的核心是以基督教文化为本源的，这与中国人的信仰、传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文化核心内容，是根本不相融合的，所以才造成现代中国的“礼崩乐坏，学绝道丧”。信仰危机、价值空虚、生命已经变得没有意义，造成人心不安、家庭不安、社会不安。因此，当今中国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尽快解除社会达尔文主义对我们的精神奴役，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动物庄园。复兴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重建中国人的信仰与希望，重建社会道德与秩序，重塑民族精神，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政治制度。

       冲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神重围，回归到“人类规则”的道德世界。这是每一个中国人对世界和平的责任，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与义务。“人道人道，做人行道”。人道的规则是“德”，老子为此专门讲了一部“道德经”。道是体，德是用，“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中国古代画论讲修养高了, 人品就高,而画品是由人品决定的, ,所以我们常说要作画先要做人,作画也是做人的一部分.。画以人重,艺由道崇。画格,即人格.。在当前文化和美学的全球化情境下，维护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民族最关切的一个问题。也是中国文化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一个艺术家，他不仅是一个社会的人，而且还是社会要求具有较高的境界和感悟能力的人。社会和艺术都要求作为艺术品创作主体的艺术家，作为一种纯粹履行精神活动的人，他所积淀的综合素质应该远出常人。艺术家不仅要具备较高的先天禀赋而且要有后天的各门类各学科的知识作为积淀来丰富底蕴，触发灵感，底蕴作为一种无形的积累对于艺术家的后天成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只有两种途径：与道德相一致的纯洁而坚定的信仰和知识的积淀乃至升华而成的思想境界，两者相辅相成。艺术家必须要对中国古典文明，对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体系有极为深刻而系统的认识，有知识积累的大前提，也就是艺术家的灵魂和情感必须浸透民族文化的精髓，必须成为一个彻底的民族化的高境界的人，同时艺术家开放包容的知识结构又广泛的容纳和接受世界的和时代的精神营养，而后以民族文化为基点酝酿升华为一种审美判断力，由这种类型的判断力外化而出的精神产品才有可能具有现代民族化的同时又是高境界的特点。只有在如此层面上实现民族化才具备了可能性。

       今天，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只有清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精神垃圾，关注其话语背后的文化自卑的精神生态问题,才能用一种平等对话和不卑不亢的平和的精神，面对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保持自己和民族文化表达的立场。不然的话，全球化如果等同于文化同质化和单边化那是极为有害的。东西方文化就会出现文化生态失衡问题。自己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精神都会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慢慢地消退。而失去文化主体性以后，这个国家的独立性也就丧失了。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因而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比较文化不是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优劣好坏，而是在文化通性的基础上，比较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以便取长补短，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内容，建立多元文化。以我为主,东西互动,合而不同。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发源地的中国文化,不仅应该成为东方文化的重要代表,而且应成为新世纪世界文化中的强音。作为传统文化之一的中国画这一历尽数千年仍具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为适应人们的思维模式、伦理观念、价值判断、社会心理的变化，必然能够经历欧风美雨的冲击，抛弃消极成分，发扬积极因素。从而在探寻民族文化表达的道路上，焕发出新的文化形态，新的民族精神。

2010-4-8于闻莺草堂修改